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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九五四年考进中学的，当时学校还称做蒙化一中。开学上课，我才知道教我语文的就是董老师。对于他，我还在上小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那是在解放初期，一中的师生在城隍庙里演戏时我都去看，看见他在《反翻把斗争》这部话剧中扮演了一个不法地主分子的角色，他把这个人物演得惟妙惟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恰好，他有个亲戚叫柴均，那时和我在蒙化第一小学（现文华中学校址）是同班同学，我从他口中还进一步了解了董老师的一些情况。听他说，董老师那时正利用课余时间在自学俄语，每天晚上备课以后，都要朗读俄语直到夜深。听他这么一说，更增加了我对董老师的敬佩之情，甚至崇拜心理。他那么大的年纪，还孜孜不倦地自学，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所以，我心里便存下将来我考入初中后能接受他的教诲的愿望。考进一中，他担任了我班三年的语文教学，真的遂了我的心愿。三年中，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知识，还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为人行事的准则，做人的道理。他是我终生的良师。
董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文学知识，还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而更主要是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所以，他的课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举一个作文的例子，他批改的方法很特殊，只写批语，而对作文中的错别字不进行改正，仅是在发现错别字后，在字旁画个红叉，又在相应的“天头”（当时为直书）地方画一个下面开口的方框，要学生自己将正确的字改正在里面，到下次收阅作文时再作检查。如果我们改对了的，他在那个方框下划一线封口；如果仍然没有改对，他再重复上次的做法，直到我们将错别字完全改正为止（我们当时学习的是繁体字，字体复杂，多点少横就会出差错）。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自己的错误，今后不再重犯。他这种行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时至今日，我始终时时刻刻以他为榜样，在工作和学习中丝毫不敢马虎懈怠。
一九五五年，全国推行中学语文教材改革，改革的措施是将原来的“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学习，“文学”着重阅读和写作，“汉语”专门讲授语法。董老师担任的是我们的“文学”课教学。由于教材的吸引力和董老师的精湛的教学方法，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提高了语文水平。那次的语文改革影响是深远的，由于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我的一些后来虽然从事自然学科工作和研究的同学，如今都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
为了推行好这套教材，学校安排董老师专门在校会上给学生作了“为何要进行语文教材改革”的报告。他从文学和汉语分学的意义讲起，讲到学习汉语言的重要性，怎样学好文学和汉语，在报告中列举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优秀名著，阐述了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说明汉语言的丰富和优美等等内容，他讲得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学好语文课的重要性的认识。
董老师十分注重培养我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他安排我们在课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时学校图书室以每种五十本的数量选购了一批图书，大都是苏联的小说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团的儿子》《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等。他让我们人手一册，规定时间读完，写出心得体会，由他批阅。我也就是在那时候被激发起了读书的兴趣的，除了董老师规定的以外，还从图书室借阅了大量书籍，几乎什么都看，虽然读得是杂一些，但对我后来的语文学习起了不小的辅助作用。
一次，他来讲授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选段，讲完课文，他随身拿出一本这部长诗的英译本，告诉我们，不但中文原诗写得好，英文的翻译也不错。于是，他翻开书页，给我们朗读了几节。当时我们尚未开设外国语，听着他那悦耳动听的英文朗读，让我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将来也要像他那样懂得一门外国语的强烈愿望，以便我将来能够去阅读和欣赏外国的文学作品，了解另一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了一定要学好一门外国语的决心，高中时努力学习，大学时潜心奋发，走上了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人生道路。
一九五七年我初中毕业，当年九月考入巍山一中的高中。开学上课时，才听说董老师被划成了右派，和他一起划为右派的还有其他几位教师。在那年的暑假期间，巍山一中的全部教职工都集中到大理进行整风学习，董老师就是在那次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的，另一位任我们同年级初九班的班主任的余静庵老师，则因未能经受住那场风暴的考验投洱海自尽了，尸骨留在了洱海之滨。
董老师被划为右派，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十分清楚，但后来我听说这与他在解放前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据说，解放前他就读于国民党中央大学新闻系，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派去给一名美军少将当译员，自己也被授予文职军衔，随美军到过台湾等地。反右斗争以后，董老师和其他老师仍回到学校，但是没有安排他们的课程，听候上面处理。那期间我还在校园常看见他，每次相遇，我依然很敬重地向他招呼。可我似乎感觉他有意在回避，变得沉默寡言了，与教我们的时候相比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还觉得他与其他教师之间也有了一定的隔膜。
一天下午，在大操场召开一个县上的大会，一中师生被安排席地坐在操场靠南面的地方。董老师坐在我前面不远处，我见他躬身埋头，用一根树棍在地面上写划，或者是在思索着什么问题。我拿着俄文读本上前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他仅作简短的解答便不再多言，我也不便过多打扰他，又回到我自己的位置上。
几天以后，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对董老师作出了新的处理决定，由右派分子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宾川农场劳动改造。自从宣布了处理决定以后，他便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离开了难舍难分的学生，离开了他曾经为之付出过不少心血，与我们一起欢度过许多时日的巍山一中，开始了漫漫的艰辛苦难的岁月。
他被遣送宾川农场劳教离开巍山后不几天，一天中午，我走过西新街，在路口转角的供销社门市部里看见堆放着大批收购来的图书。我进去翻看，里面大部分是董老师的书，我翻到其中一本，是苏联科学院谢尔巴院士编著的《俄语语法》，翻开封面，看见扉页上写着董老师以俄文缩写字母的签名。我问售货员此书卖不卖，他说他们只负责收购，不出售的，但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拿相同重量的书来交换。我赶忙回家，翻出远远超过那本《俄语语法》重量的两本旧书将它换了回来，我要把这本书留作纪念。董老师学习和珍藏的书只不过称斤论两地处理给造纸厂，实在心痛可惜。从此，这本书伴随我读完了大学，又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我丢失了不少书籍，但我都一直把它放在身边，让它跟随了我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以后，他的错案得到平反，将他安排到刚成立不久的下关师专外语系担任副系主任职务，我才将这书完璧归赵，寄回给董老师，并附去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此书的传奇经历。一次，我到下关开会去拜访他，他很珍视地拿出这本书来，我看见我的那张写满细密小字的信笺也被他规规矩矩地粘贴在扉页上。看到这情景，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差点流下了眼泪。看着那么一本普普通通的书，里面那张我的信，想到这书不寻常的经历，我的心在隐隐作痛，也激动非常。这书成了我与董老师情感的见证，让我们几十年的师生情未断，而且还与日俱增。每当回忆起那些往事的时候，我心中总会充满对董老师的深深的感念。
董老师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以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焕发，全身心地投入进教学和行政工作里去。他住在新桥旁边的师专教师宿舍，每日需要往返奔波于苍山脚下的校园。但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尽力发挥着他的余热。我几次去拜访他，都看见有教师和学生登门拜访，有商谈教学和工作的，有请教学习问题的。不论谁去，他都热情接待。他一如既往，保持了认真、严谨、勤勉、敬业、简朴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性，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和同事的敬重。一次我和他闲聊，闲谈中，他讲起了许多从前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他解放前曾有过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经历，但由于和他有直接联系的证明人后来去世了，无法说明他的身份。然而，对党的忠贞不渝的信念一直激励他为实现人生的理想而孜孜不倦地进行追求，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已经接近六旬的年纪的时候，还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董老师在农场改造时是单身，后来认识了他如今的老伴，两人组建起新的家庭，从此两人相随相守，相依为命。在董老师在大理师专工作时期，他的老伴挑起了一切家务，让董老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去。
到了晚年，他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发展到安装了起搏器。在董师母患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后，坐在一张轮椅里，不能言语。虽然请了专人照料，但不少起居还得董老师亲自料理安排。他虽然身体也不好，但他对待疾病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每日积极锻炼，还常和我谈论老年健身的感想。在老伴走了以后，他情绪有些伤感，而更多的是表露他在师母被病痛折磨时未能为她分担痛苦的内疚心情。在我未能经常去拜望他以后，只好常常通过电话向他问候。我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是在去年年底，以后就一直无法接通。今年春节初二我和孩子专门到下关登门拜望，却不料听一位住在同院的学院的教师说，董老师已于一个月前病逝了。听见噩耗，我既感觉突然，又似乎在预料之中。毕竟董老师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每次在和他电话里交谈时，他都说他已经在努力与死神拼搏。遗憾的是在他临终之前我未能见他一面。我后来从他们学院外语系的一位教师，也曾是我的学生那里得知，董老师的骨灰葬在巍山方向的一座墓地，还告诉了墓号。看来，我只能找个合适的机会去给董老师扫墓了，这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我曾经写过一首《红烛》的诗，写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的老教师的形象，这诗写的就是他，诗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黑夜垂下厚实的帏幕，
窗口仍飘出一丝红波，
斑发老人还坐在窗前，
正伏案认真改卷备课。
董老师，你永远是我崇敬的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