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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活水源头,是科学大厦最重要的基石。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技术创新能“跳”多高,能“跑”多远,基础研究是关键。要更好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国家队”和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与融入区域发展。

  一是以人才引育为根本。**指出,“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高校应发挥自身在基础研究与学科交叉融合方面的优势,营造更加开放、活跃、独立、自由、和谐的科研环境,引育一批具备打破常规思维定式,追求真理、不计利害,摒弃功利、勇于探索,敢闯“无人区”的最顶尖人才,让他们在氛围宽松、独立自由的学术圣地中,向宇宙的深处、科学的顶峰、智慧的无极,充满*地去攀登、探索和突破,真正涌现出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称得上改变自然、改变人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一切的“大师级”人物。复旦大学是上海高校“基础研究高地”建设的第一个试点高校,成立相辉研究院是体现高校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举措。相辉研究院将为“反常识、高风险、颠覆性”研究提供10年以上长周期支持、10年不考核、尽职免责、有序衔接退出等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全新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和学术治理体系。

赵东元:更好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国家队”和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

  二是以范式革新为驱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有组织的科学研究、重大需求牵引的科学研究不断凸显。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在新范式下强化基础研究,必须强调突破疆界,打破传统的局限和藩篱,深度交叉融合、穷理探源,研究好的问题、重要的命题,真正提高创新策源能力。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对人类共识的挑战。新实验结果催生的新理论往往是突破性的、跳跃式的,不可能从已有共识中演绎出来,革命性的科学思维是破坏性的、超逻辑的,需要伟大的跳跃,然而它们总是出现在透彻的思考之后。

  三是以广泛合作为契机。科学知识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科学合作、学科交叉合作、国际合作在基础研究中显得十分重要。**强调,“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都是合作研究的结果。德国化学家齐格勒(Ziegler)和意大利化学家纳塔(Natta)密切合作发明了烯烃聚合催化剂齐格勒—纳塔催化剂,建立了通用高分子塑料工业,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友谊“融化了欧洲阿尔卑斯山上的雪水,滋润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沃土,开出了艳丽的花朵、结出了硕大的果实”。研究易行,科学知音难觅。高校要在加强国内、国际合作方面作更多的思考与探索,致力于打造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全世界最顶尖人才合作交流的平台,给人才提供大胆思索、灵感碰撞、寻觅科学知音的空间。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持续发力,从而实现以激发基础研究源动力带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使高校成为汇聚全球最顶尖人才,荟萃人类最前沿思想,创造世界最顶尖成果的创新之巅、理想之地。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首任院长,曾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原载2024年第17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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