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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重视教育，重视教师，“天地君亲师”，塑造了教师历来在我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我国如果没有老子，就不会有孔子三次“问道”的传说，也不会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故事；西方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就不会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说》有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成才者在其人生中一定会遇到恩泽自己的老师。
从1964年上小学起，经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到参加工作，已经记不清自己的人生遇到过多少老师，其中有的老师令我终生难忘，可以称为恩师。如今我在大学已从教数十载，且已过耳顺之年，几十年从教的切身感受，“教师”二字在我心里，不再囿于书本上的解释，也不只是令人生羡的职业，而是三尺讲台上的神圣之旅。因此，对老师的理解和思念之情愈发深切，吾爱吾师也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内心的真实感受。老师们给予我的影响一直伴随着自己的从教之路，现按自己接受教育的时间顺序，追忆那些让我记忆犹新的故事。
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
人们心目中关于“老师”的职业形象，大多是小学老师给刻画出来的。上小学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王玉贵老师。他担任我们班主任时，是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国字”脸，小平头儿，浑身上下满满的青春气息。中等身材的他，在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小豆包”眼里，很帅气！那时他还单身，平时住在学校，无牵无挂，得以心无旁骛地教我们。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随着上课铃儿响，王老师走进教室上讲台的样子。每次上语文课，他都会提前把要学的生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左上角，填进他自己画的大大的田字格里。他的板书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像极了他那张“国字”脸。最喜欢王老师带我们朗读课文，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洪亮悦耳的那种，但他能用语音语调语速的变化，魔术般地把一个个文字变成一个个音符，让孩子们感受到读课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王老师那时候的年龄，正值“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他的身上，同学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那种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他对班里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对课堂上“消化不良”的同学，为了不让他们掉队，他会让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去家里“*”地辅导；而对那些“吃不饱”的同学，他想办法给他们“加餐”。比如，王老师在我们班选我和另外三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组成了一个“预备跳级”的课外学习小组，他利用业余时间到家里提前教我们三年级课程，每周大约两次。我的小学三年级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学校”(Home school)度过的。谁料后面赶上了学校“停课闹革命”，跳级计划泡了汤，但小学的课业倒是一点儿没耽搁。小学这段跳级“失败”的经历一直藏在心里，二十年后的“提前攻博”弥补了这个遗憾。能够在小学就受益于“因材施教”，实在是偏得，只是自己当时浑然不知。
中学老师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关家乃老师。20世纪60年代，家家都有三五个孩子，只要家里有哥哥姐姐上中学的，哪个中学老师怎么样，都有所耳闻。因此，没等上中学，我就从同学姐姐那里知道朝阳一中有个关家乃老师很厉害，总想见见他，看他长什么样。说来也巧，有一次在路边玩儿的时候，不远处有一位穿着时髦的“棉猴大衣”的人正好路过，同学的姐姐指着他说：“他就是关家乃。”我们几个就像现在的孩子见到明星似的朝他大喊一声“关家乃”！随后又一溜烟儿地躲了起来。关老师听到孩子们的喊声，明明知道是小孩子的恶作剧，还是回头看了看，见没人就走了。
上了中学，时常听到同学们说起关老师的趣闻轶事。关老师学俄语出身，但在学校教英语。他的体育非常厉害，特别是排球、长跑等。当时经常在排球场上看到他“鱼跃”救球的身影，我们都以为关老师会“武功”。他善于利用自己的体育特长来管教调皮的孩子，因此名声在外。学校利用关老师的体育优势，总是将最调皮的学生组织成一个班级让他管理，当然，每一次都会被他“特殊”的教育方式治得服服帖帖，等把这个调皮的班级管理好后，再安排他接任下一个调皮的班级。这不，初中三年级时，我们班属于年级中最调皮的一个班，按照学校惯例就会派他当我们的班主任。接手后，关老师果然从体育抓起，经常带着我们跑步，半年后的训练效果出来了，学校运动会800米以上的长跑项目如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的前三名，都被我们班收入囊中，运动会总是年级第一。至于篮球和足球，我们班也非常厉害，在整个年级没有对手。学校各种运动队乃至市队中，都有我们班的同学，我们班的体育优势一直保持到毕业。中学毕业后，我们班出了一批体育精英，其中有一位考上了体育学院，成为朝阳体校的校长，兼任市队女篮教练，并为国家女队输送了“双胞胎”姐妹。就这样，原本调皮的班级也被关老师彻底治服了，各项工作成了全年级的“排头兵”，我的体育爱好就是从中学阶段萌芽的。
关老师是同学们心中的偶像，可他一直是一位普通老师，没有任何职务。后来才知道，关老师的“出身”不好，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老师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因家庭成分复杂，在学校只能当个普通老师。待到我六年级(属于中学)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被取消了上讲台的资格，被“发配”到凤凰山脚下大凌河畔的学校农场去种水稻。我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骑自行车回城都要经过这个农场，偶尔在这个农场小歇，都会看到他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忙乎着，不知道与关老师说点儿什么好。这就是关老师，一位不管在哪个岗位，都会把自己做到最好的老师。我在沈阳读书期间，他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调到沈阳一所中专学校工作，那时我们还经常见面，直到我调到厦门后，才渐渐与他没了联系。
关于我的大学老师，在我写的《什么是好大学》一书里，曾提到过他们。当时英语系的任课老师大都是“老三届”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除了系主任胡铁城老师，实在想不起来哪位是正规的本科大学生。就是这样一批学历不高的老师，带着我们度过了四年大学，与我们一起教学相长。虽然他们没有高学历，更没有各种“帽子”，没有出过国，教学水平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对教师职业的敬业精神，给我们七七级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读大一那会儿，还没有英语专业的全国统编教材，教学内容全凭教师掌握，有的时候还要刻钢板印讲义，我们的学习方式以背诵为主，大家送给全班最能背的同学一个绰号“Repeating Machine”(复读机)。在整个英语系里，学历最高、最让人敬重的是系主任胡铁城老师，他是英语专业唯一的一位副教授。1925年生于江苏常州，1949年毕业于教会办的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部研究生，1952年赴朝鲜，担任中方军事代表团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翻译。胡老师没有完整地给我们上过一门课，每天在办公室一坐，主要任务是解答年轻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偶尔为某位因故请假的老师代课，他就像一位“救火队员”或“总教头”，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他给我们上课时，总是空着手走进教室，也从不按照教材讲，而是张口就来，标准的“美式英语”让同学们为之倾倒。如今，他当年提倡的“以说为先，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沈阳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沈师)外语系的一张名片。
我的硕士导师
硕士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李放老师，他是东北三省教育学界的“领军人物”，我国教育学界较早的硕士生导师。李放老师1924年生人，带我那会儿61岁。他只有中专学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性格豪爽、开朗，人如其名。李放老师与我的博士导师潘懋元先生曾一起共事一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同为当时教育部“批凯”写作班子的成员。在改革开放初期论起名气，李老师可以说与潘老师齐名。如李放老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总词条的主要执笔人，《教育研究》创刊号1977年第1期有他的代表作《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李老师和潘老师两个人的教师经历相仿，都是从小学教师起步，都当过小学校长，也当过中学教师，李老师有两位得意的小学生，在辽宁先后当过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潘老师有两位得意的博士生，在教育部先后当过分管高等教育的副部长。两位先生担任教师的经历是贯通的，对教育的理解也是通透的。李老师的一位副省长小学生退居二线后，非要读李老师的硕士，鉴于已经超龄，实在无法办理学籍，只好把他作为“编外”学生，上课较少来，讲座常来听，作业一篇不少，论文照写，答辩走个“过场”，最后没有学位，但是即便这样，他也愿意跟随李老师学习，足见李老师的魅力。
李放老师对学生很好，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护犊子”，同时又是宽中有严。在他眼里，对学生严格的时候要对自己更严格，对学生爱的时候要胜过对自己孩子的爱。例如，在十年特殊时期，李老师挨过批斗，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重振沈师的教育学科，他竟然能放下特殊时期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网罗”批斗过自己的学生为同事。有一次下午的学术讨论会，我和一位同学午休睡过头了，他发现后到寝室“咣咣”踹门，把我们吓得不敢出声。第二天，等他的气儿消了后，我们去承认错误，当时告诉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才没到场。26年后的2014年，也就是在他90岁生日的活动上，才告诉他那次是睡过了，当时怕挨揍，不敢开门。老先生会心一笑，估计他早已猜到了这个秘密，只是一直没有拆穿罢了。
我的科研训练是师从李放老师开始的，人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在李老师指导下发表的。当时对硕士生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期刊也没有什么等级，只要印成“铅字”，管它是否有刊号，都可以算是“研究成果”，李老师也鼓励我们把课程作业“印成铅字”。后来，在我硕士读到二年级时，李老师就开始带我游学。1986年秋，从兰州、西安、成都、武汉、北京，一路下来，结识了许多中国高教界的大家，如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陕西师范大学李钟善副校长、西南师范大学钟沔琪副校长等。这一次游学，让我走出了黑土地，领略了大西北、大西南和江城武汉。在兰州，白天看黄河铁桥和黄河母亲雕塑，晚上游白玉山，返程途中发生了一件“趣事”，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同行的老师遇到了小偷，司机见此情况，站点没有停车，把一车人拉到了派出所。在万县领略山城夜景，游古街；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和锦江公园；在西安，看兵马俑和大雁塔，吃正宗的羊肉泡馍；在北京，参观红楼梦拍摄地大观园。最有趣儿的是，有一次我们去餐车吃晚饭，我手里拎着酒瓶走在前面，乘务员说要打烊了。看见李老师进来，服务员小声嘀咕说，这个人好像是曲啸——当时的一位全国“红人”。我们也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地坐下，乘务员没有“赶”我们走，很快为我们上菜，我们边吃边偷乐。游学回来我才知道，此次出行之前，学校已经通知他不当系主任了，可一路上我却没看出他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李老师看上去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更像一位学界“侠客”，既做学问，又兼做“小生意”，很有经济头脑，紧跟时代大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许多高校“破墙开店”，他在沈师旁边租了个房子，开了个小书店，主要经营中小学教材和儿童读物，收益十分可观。因为财力雄厚，李老师一直很“时髦”，穿衣戴帽很是讲究，男士喜欢的手表和裤带在他身上总能看到，他永远那么新潮。
李老师喜欢喝酒，他的学生对此都有许多和酒相关的美好记忆。虽然我不擅喝酒，但看李老师与他人喝酒或“斗酒”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我们从重庆坐船顺长江而下，李老师想喝酒了，因只有一个酒杯，他就把酒瓶的瓶盖给我当酒杯，旁边的人从来没见过这“阵仗”，好奇地看着这一老一少“碰杯”。虽然一路上陪不了李老师喝酒，但是听他讲自己的人生阅历也犹如上人生课。1996年冬，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的陈昌贵教授一行到东北调研，第一站黑龙江，第二站吉林，第三站辽宁，李老师请他们吃饭。陈昌贵教授饭前开始吹嘘：已经打遍黑龙江、吉林无敌手。李老师说：“今晚我陪你喝，让你出不了这个门。”果然，华中科技大学一行最后真的被李放老师放倒了。李老师喝酒是有“仪式感”的，需要四个步骤：先喝鸡尾酒开胃，然后红酒，之后白酒，最后啤酒。2007年10月，我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赵婷婷教授、北京大学的施晓光教授回沈阳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2007年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几个人都是他的学生，有点儿“衣锦还乡”的味道。李老师见我们一起回来，十分高兴，虽然已吃过晚饭，可他非拉着我们几个喝酒，再一次演练了一遍喝酒的“四部曲”，直到一醉方休。
我与李老师在一起吃饭不计其数，喝酒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见他不喝酒是在我博士答辩之后的宴请上。他事先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了潘老师有意叫我早点儿回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工作，或直接留下来更好。因我当年是定向委培生，这件事办起来很是“棘手”。故宴请一开始，李老师就明确表示“今天中午不喝酒”。潘老师见此情景，只好表态“今天不谈大光的工作，你放心喝就是了”。所以，与李老师一起喝酒，喝的不仅仅是酒和情，还有“原则”。我到厦门工作之后，每年回东北，都会拜访李老师，也常有不可或缺的“酒局”。在餐桌上，他与别人谈的是“酒令”，与我从不谈这些。他偶尔也会说“与你一起喝酒真没意思”。有一次喝酒到了一定程度，竟然叫我回去转告潘老师：“你回去告诉老潘，我要与他比看谁长寿！”这就是真性情的李放老师！
与李放老师最难忘的记忆是1997年9月。那时我正准备从沈阳调到厦门工作，在我是否去厦大工作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些纠结，学校领导和一些同事劝我不要走，唯独李放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坚定，他的理由就是“沈师这个平台太小，你应该走，不必再纠结。”临别前一个月的饭局较多，他几乎都作陪，酒喝到动情时，几次给我唱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场面十分感人。
在李放老师90岁华诞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赶回沈阳为老人家祝寿。有一位学生带了一幅书法“善师以灵”送给他。我上午参加完他的生日活动，下午赶回厦门，晚上到家突然接到他女儿的*，问：“你看到我爸爸那幅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我很奇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直到后来他女儿到厦门出差，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次生日活动收到的礼物中，李老师最在意的是那幅书法作品。大家走后，子女们开始整理礼物，唯独缺了那幅书法，李老师急火攻心，被送进了ICU。好在后来字画找到了，李老师也康复了。这就是我的李放老师。
跟随李放老师读书有两年时间，加上在一起工作八年时间，共计十年。他的一句话让我受益终身：“做高等教育研究，要把一切社会现象与高等教育活动联系起来，要从高等教育现象看到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一直把他的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把这句话告诉我的学生。
我的博士导师
我是在“而立之年”成为潘懋元老师的学生的，在“不惑之年”开始在他身边工作，一直得到老师的耳提面命和精心呵护。我从当学生开始到与潘老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到现在为止恰好30年，他开始招博士生时67岁。潘老师从小学教师做起，到成为大学教授，共计87年，一生没有离开教师这个职业。他一直以教师为荣，一生笔耕不辍，他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在潘老师百岁之际，我先后写过《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中国符号》《潘懋元的“时中”人生》两篇文章。潘老师走后，我也写了《大先生的教育智慧与人生风范——思念潘懋元先生》《潘懋元老师就是“一本书”》两篇文章，此外，还写了几篇随笔。在与潘老师相处的时光里，值得回忆的东西实在太多。在当学生时，第一次与他出差，曾因不胜酒力却为他“代酒”，挨过他的“挤兑”。因打牌与一位硕士同学“打架”被告状，得到他的原谅，并学会了一句只有教育家才能说出的“名言”：“男孩子哪有不打架的？”与他合作的前两篇文章反响较好，得到过他的肯定。在工作期间，曾因一次迟到，受过他的训斥；因陪他去西藏，事先“保密”工作做得好，让他圆了走遍中国每一个省份的梦想，得到过他的赞许；因对他某些工作安排有意见与他“争辩”，得到他苦口婆心的解释……知我者莫如师。他的学生都叫他“先生”，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门师兄叫他“老师”，得到了他的“默许”。
我与潘老师的师生情已经写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还有许多遗漏，实在无法穷尽。我记得在我毕业回沈阳工作时，他给当地一位“官员”写了一封信，叫他“关照”我。我在沈师工作期间，他也多次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潘老师也曾多次去沈师讲学，并在1993年支持沈师拿到了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我国最早的授予单位之一，为我日后调回厦门打下了基础。在我的第一批硕士生毕业时，他去沈阳主持答辩。我调回厦门的第一个春节，他把我们全家叫到家里吃年夜饭。我去武汉出差，嘱咐我代他看望一下江城的几位老友——朱九思校长、刘道玉校长以及卫道治教授。在厦大85周年校庆时，学校第一次号召全校师生捐款，他“主导”的师生捐款“策略”实在高明。我们多次一起出差讲学，既有愉快的记忆，也有旅途的坎坷。一起去牡丹江讲学，乘飞机先到哈尔滨，但遭遇航班晚点，为了不影响上午八点半的学术报告，我们改乘汽车凌晨五点抵达牡丹江。第一次去东北某民办大学调研，因该校经费“紧张”，把我们安排同住一个小房间，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带着学生一起去湛江开会，因天气原因航班延误，在厦门机场等了近8个小时，到了广州错过了飞往湛江的航班，有了在白云机场附近住“黑店”的奇遇。
潘老师对学生的爱，更是数不胜数。与他一起到南京出差，抽空去看望某位学生“筒子楼”的家。到长沙出差，他专门叫学生的妻子把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带来，给小朋友红包以示关爱。为了一位同学三次考博因外语分数不够无法录取，他去研究生院找负责人“理论”。为了把一位毕业一年的博士引回厦大，我们一起去某校与比较熟悉的党委书记沟通，谈了一下午，最终不欢而散，对方也没有留我们吃晚饭。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发自心底的，有着青年人的童心和体力。我们曾从满洲里乘汽车到哈尔滨，从早到晚长途奔波11个小时。我们一起登过华山、泰山、米拉山、岳麓山、凤凰山，并在岳麓山的道观因为女儿当年参加高考，抽过人生的第一签——上上签。在他的生命晚期，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厦大图书馆，又把自己的全部日记和文稿捐给了学校档案馆。也是在病重期间，他给我书稿写序言，在数不尽的序言签名后，最后一次签上“潘懋元”三个字。
我也不知“深浅”地与潘老师开过两次玩笑。第一次大约是在1999年，同台在广州某高校讲学。那时的讲课费都是现金支付，装在一个信封里。我发现两个人的信封厚度不一样，非要看一下他的信封，他执意不给我看。最后一次与他开玩笑是2019年的春节团拜会，这是他在世时，教育研究院的“保留节目”。按照惯例，他都会事先准备好红包，每位参加人员都有份。这一年的红包是200元，趁他不注意，我从钱包里拿出400元放进红包，打开红包故意地喊了一声：“今年的红包真大，有600元！”他坐在我的旁边非常吃惊，“难道装错了？”他很快就明白了我是在开玩笑。……不仅仅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与潘老师交往的故事，教育研究院的大多数院友都有自己的记忆。在老人家逝世一周年时我在写《大先生的教育智慧与人生风范——思念潘懋元先生》一文，许多院友给我讲了他们的记忆，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具有画面感。我们之间偶尔也有一些“不愉快”，现披露一下。
其中一次与潘老师的“不愉快”发生在2019年春。我从学校管理岗位退下来之后，有意换个环境。他得知后，先是让长子潘世墨教授来说服我，世墨兄告诉他没有效果。第二天老人家直接到我办公室，我叫他坐下来，他也不坐，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就开始“训斥”：“你绝对不能调离厦大，你有厦大标签，你如果走的话，对不起厦大。你说心里有委屈，你受的委屈有我多吗？”我回答说：“我没有您那么坚强。”听到这句话，他不容我再做任何解释，也不想再与我多说什么，扭头就走前扔下一句话：“我的意见都告诉你了，绝对不能调离厦大，可以考虑*。”正是这句话，才有了后来我与兰大的结缘。作为老师，他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把对学生该说的话说到位，该帮的帮到位，该做的做到位，至于怎么选择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
最后，再重温一下我与潘老师的第一次交往，是一个值得永远重温的故事，这是一个触动灵魂的经历。我1987年来厦大考博，那时的交通和通信还不方便，在此之前从没见过潘老师，故提前几天到了厦门。到了之后给潘老师打*，本想“套点儿近乎”，摸一些复习重点。他却说考试前不必见面，还是要好好复习。考完后，因为不知能否考上，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来厦门，于是当天下午就跑到中山路和鼓浪屿游玩。回到招待所，发现门上贴了个便条，大意是：大光同志，你考完试了，我来看你，你却没在，我等了一会儿后，就先回去了，祝你好运，保持联系。一看到这个便条，才发现这位老师已经给我上了入门“第一课”，当时感动到了心里。
潘老师带学生做研究，有他独到的方式。他往往是讲重点，口述三五句重点的话，剩下就让我们自己思考，查资料、安排架构、组织逻辑、调整语言，培养了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潘老师给学生上课，总要留出给学生表演的舞台，学生讲他在下面听，然后进行点评。他的点评既有“疾风暴雨式”的批评，也有“和风细雨式”的启发，还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如学生发现老人家开始“挠头”了，那一定是自己讲得“雾里云里”了。记得1989年春，潘老师组织我们四位博士生讨论“高等教育规律和本质”，几次讨论下来，四个人存在两种观点。潘老师说既然这样，咱们就写两篇文章。随即，我和魏贻通合作完成了《教育本质探析》一文，潘老师和王伟廉写了《引进竞争机制与教育规律的关系》。跟随潘老师三十年，我的学术旨趣、学术能力就是在他教导下慢慢“熏”出来的，潘老师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著作——有字之书，更多的是他的人格力量——无字之书，这也是我为他最后一部书稿“写序”的感悟：老师的无字之书胜过有字之书。
传承老师身上的教育家精神
从古至今，老师身上都肩负着育人育才的重任。从说文解字来看“教”字，它有丰富的内涵。教，在上的操作，在下的效仿。“教”的甲骨文的字形是由“爻”“子”和“攴”组成的会意字。从结构上看，“教”由孝和攵(读pū)组成。左边的孝字，又由上“老”下“子”组成，“子”为学子或孩子，将老师供起来，意为尊师重教。另外，“老”与“子”组成的孝，引申之意还可以理解为我国儒家圣贤孔子师从老子，孔子三次“问道”老子，揭示了师生间的关系是“传道”。右边的攵，在古汉语中代表戒尺，用于敲打不听话的学生，此外还有记忆之说。从拆解的“教”字中，不难看出其文武双全之意。
西汉思想家扬雄在《法言·学行》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也在《师说》中高度概括了身为师者的定位与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意味着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还在塑造学生的品德和操守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师还被称为“先生”。用“先生”称呼老师，始见于《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后来这一用法逐渐演变为一种尊称。如今，能被称为“先生”的老师一定是位好老师。我们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刻入国人血脉中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背后更是饱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老师的尊重。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老师则是这一基石的奠基人。2014年9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今要提倡教育家精神。
社会发展犹如人一样，缺什么，就想补什么。当今社会对教育家精神的迫切需求，恰恰反映出当下好老师的稀缺。然而，教育家精神不是“喊泉”，不可能呼唤一下就从地下冒出来。教育家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境界，既不是呼唤出来的，也不是追求出来的，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孕育而生。当呼唤教育家精神时，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现在好老师越来越稀缺，为什么师生关系开始变味儿。越来越多的导师被学生称为“老板”，越来越多的老师看上去像领导、商人，甚至是企业家，就是不像教育家。在我小时候，周围的人们常对身边好老师的事迹津津乐道，比如说来自某某中学的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表现卓越，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某某中学的校长在学校管理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使学校蒸蒸日上，一片生机。似乎在那个时候，总是不缺好老师，也很少有现在对教育家精神的迫切需求。五六十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鲜少听闻“教育家精神”这一说法。那时，虽然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但是人们的内心非常丰盈，成为一名好老师被视为应尽的本分。虽然他们称不上教育家，但是每位平凡的好老师身上都闪烁着教育家精神的光辉。他们把学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通过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情况，帮助贫困孩子上学。他们不仅用丰富的知识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还用高尚的品格和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彼时学生对好老师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
教育家精神重在言传身教，多行无字之教。教育家精神的传承，其实并不依赖文字，很多时候是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那些曾经教过我的好老师，从未以文字的形式教导我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行动做给我看。好老师是一本书，一本无字之书。幼时看《西游记》，未能透彻理解，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重重磨难，好不容易抵达灵山，为何释迦牟尼佛安排阿难、迦叶于藏经阁传经时，起初传给他们的是无字经书。后来，唐僧师徒发现经书无字，遂再次返回灵山，将无字经书换成有字经书。在回东土大唐途中，行经通天河，有字经书不慎掉落河中。唐僧师徒急忙把经书从河里捞起，置于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晾晒，后来收拾经书时，因仓促致使经书受损，留下了部分残缺，这个故事流传多年。但随着年岁渐长，我愈发觉得此故事中蕴含的哲理深刻。原来无字经书方为真经，有字经书纵然再好，终归存在残缺，能讲述的道理也有限。读无字之书，方能求得真谛。想成为一名好老师，也应当多读无字之书，多施无言之教。某种程度上，无言之教比有言之教影响更为深远。《周易》有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尽意，有时看似无言，实则有言。即便有言，也未必能充分表达欲表之意。
当下社会正在呼唤教育家精神，那么，我们势必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是人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起着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帮助人更好地成长，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好的教育，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束缚和压迫。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在于精神和情感，而非仅仅只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真正的好老师往往很普通，既不是那些靠各种材料评比出来的优秀教师，也不是所谓的教学名师。真正的好老师给学生带来的是真真切切的帮助，是言传身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的好老师是被学生记在心里，而不是写在宣传栏里。真正的好老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学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以此来影响和激励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诚然，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皆可成教育家。但是教育家是可以“造”出来的，而教育家精神则不能。因而必须先有教育家精神，然后才有教育家。我一生中遇到过上百位老师，本文提及的这五位老师是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老师，也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他们不止教给我知识，还有人格、信仰、坚强、定力、大爱以及生活的方式。我的小学老师大多是中专生，中学老师是“老三届”学生，大学老师是工农兵学员，硕士导师是中专生，博士导师是本科生。虽然他们的学历都不高，但是他们的学识和涵养丝毫不逊色于当下几乎都是博士出身的教师，他们的身上都彰显着当下所提倡的教育家精神。由于历史原因，文中提到的五位老师的人生经历大都坎坷，与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幸运能与他们相遇，幸运我的教师之路顺遂，幸运一生未因生计发愁。一路走来，小学、中学老师始终是我的精神榜样，激励我勇敢面对人生挫折；大学老师为我指明了梦想启航的方向；硕、博士阶段，我从李放老师那里学到了豪爽与坚强，从潘懋元老师那里习得了为人处世的智慧。对这些老师的追忆，也可以说是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教师发展史的梳理。五十多年教师的多舛命运，映照出五十多年中国教育的曲折历程。
之所以写这篇纪念文章，是因为每逢教师节，我总会收到弟子们的短信，他们的祝福常常让我想起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2019年的教师节，为老师们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的念头油然而生，但是由于杂事繁多，稿子写了一半就搁置了。几个月前，接到院友韩延明教授的*，他告诉我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计划在今年的教师节出版一部《大先生·教师节》的书，并约我为该书写一篇文章。为此，我又翻出搁置了几年的旧文，紧赶慢赶地完成了这篇文章。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即将走下讲台的老教师。小学到博士阶段教过我的老师们也已经相继离世，我没有机会再谢师恩，这篇文章也难以言尽我对他们的怀念，唯有将他们身上的教育家精神传承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初稿于2019年9月10日
定稿于202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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