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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将“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 若朴,旷兮其若谷”之高士赞为“虚怀若谷”。在我所接触到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英文名为埃兹拉.费韦尔.沃格尔)最可当得此赞。
在没有与傅高义教授谋面之前,我曾通过邮件对他进行书面采访。年过八旬的他不仅回复迅捷,且将每一回答清晰地列于相关问题之后,其认真、严谨可见一斑,令人顿生敬意。
2015年9月7日,我在傅高义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家位于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内,屋内办公桌右手处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英文版,此外,还有一本中文版的《谷牧回忆录》及各种中、英文纸质资料、光盘和便笺。屋中壁炉台面上并排摆放着五张有着数十人合影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方悬挂着一幅有着东亚传统文化特色的画作。“我家每年都要团聚。” 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傅高义教授指着照片笑着告诉我。我注意到,在傅高义的“全家福”照片中,身为长者的傅高义并没有就坐于前排中央显著位置,而是站在最后一排的边上。
在同我交谈时,傅高义一直面带微笑。他手中拿着一块手帕,时不时擦一下嘴角。最令人意外的是,当时已经年过85岁的他坚持用汉语接受采访。
语言是理解的桥梁,傅高义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理解位于东亚的中、日两国。2000年以后,他花了十年心血撰著长达876页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傅高义认为,中国是当代亚洲最大亮点,而邓小平则对中国现代发展轨迹产生了最大影响。傅高义告诉我,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争取用数年时间完成胡耀邦传记。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傅高义的汉语词汇表达并非完美,但足以清晰、坦率地表述他的观点。他说,“真正的朋友应该坦率交谈,实事求是”。
傅高义对中国的变化有着切身感受。他说,“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一个月以前,我在重庆生病,需要手术,在一个医院呆了五六天,手术很成功。医护人员刚开始不知道我是谁,就当我是一个普通外国人。他们的医疗制度、医护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我第一次去中国是42年前,当时看到医疗设备不行。通过中美两国间这么多年交流和相互学习,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这就是中美两国交流、发展的好事。这种交流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互惠的。”
彼时美国即将进入新的大选政治周期,中美关系时不时被有些人拿来说事儿。傅高义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坏处,总是讨论,太复杂了。一个好处是真理辩论出来了,可以纠错。现在是美国大选时期,一些人也说了一些胡说八道的话,学习不够的人太多了,就是要讨好老百姓。但是当了总统以后要负责任。基辛格也说过,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谁当了总统之后都要和中国谈问题,谈合作。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除与中国合作外,别无选择。”
他还说,我对美国的政策也有一些批评。“9.11”之后,美国的心理太紧张。美国在中东做的一些事情太过分。很多美国知识分子都觉得做得太过分。美国应该多考虑世界经济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方向是好的。怎么做,是否通过谈判,按照国际法律来办。中国在这些事上同美国谈得不够。我认为,将来美国会慢慢同意这些事,参加进来。我认为美国会改变。
用一生尽力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傅高义认为这种了解与理解仍很缺乏。他说,为了管控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双方要增加了解。现在美国的媒体也不了解中国。中国应该向外国介绍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美国人对宣传比较敏感。为了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应该让更多的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虽然不一定都说好话,但总的来说,这样做会提高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傅高义告诉我,美国人也重视感情。中国领导人访美时多在公开场合与美国民众增进接触,以增进了解,解惑释疑,美国人会很受感动。“中国继续发展有利于美国。中美两国相互交流非常重要。”
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在此之前,我对傅高义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
温宪: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中国有各种相关纪念活动。您如何看待中国纪念邓小平活动的意义?
傅高义:我认为其意义在于这是对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制定的基本政策的肯定:结束阶级斗争;实行开放市场的改革;向外部世界完全开放,其中包括向美国、日本和欧洲学习;全部加入国际组织;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便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温宪: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革命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开播,其内容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一些议论,不知您有没有关注?对此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计划在今后几天观看这一电视剧。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电视剧有助于拓展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公开讨论。
温宪:《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聚焦的是1976-1984年这段历史时期,这也是您着重研究的历史时期的一部分。您觉得如果那个时期没有邓小平,中国又会如何?
傅高义:我认为,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和逮捕“四人帮”以后,无论谁成为领导人,都会走上改革之路。但我还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没有任何一位其他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有着如此广博的经历,对于外国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党内和军内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及有着如此强大的能力以团结中国国内诸多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民。当时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有这般品质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如此成功。
温宪:您那本著作的中文名是《邓小平时代》。您认为“邓小平时代”指的是哪个时期,中国当下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傅高义:对我而言,邓小平时代始于1978年的三中全会,直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尽管1989年之后江泽民成为最高领导人,我相信邓小平的政策和行动仍然通过其南巡主导着中国,直至邓小平在14大上转交接力棒,并完全从政治舞台上退了下来。
温宪:您的著作英文版2011年出版。从那以后,您参加过很多交流活动,也说一直在不断学习邓小平,那么您现在对邓小平是否有了一些新想法、新认识?
傅高义:我对于邓小平的基本看法一直保持不变,但我同意许多中国人的看法,即胡耀邦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未来中国有着远见,这一远见对于指导中国的未来仍然有用。
温宪:您也是日本问题专家,您曾撰文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时期是中日关系快速积极发展的阶段,那个时候中日关系发展良好的基础是什么?对现在中日打破僵局是否有借鉴意义?
傅高义:邓小平认识到,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日本的帮助,特别是在工业上。他还相信,中国应该与日本继续永远保持这一友好关系,以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于国内和平发展。他感到苏联因过于聚焦于军事力量而伤害了自己。他想要使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有着更好的理解。他想要人们不仅注意到二战历史,也要注意到二战后日本在克服军国主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我认为日本和中国都将能从提倡更好的相互理解中得到互惠。许多中国人不理解日本变得多么和平,日本受到多大压力才使其退回到更加军国主义。
温宪:您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与邓小平有关联吗?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反腐运动?
傅高义: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是基于邓小平远见卓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中国人愿意提倡增强军力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领导。我认为如果习近平继续邓小平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努力,中国将会变得更具影响。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反腐问题上取得了大胆而优异的进步。我相信,如果反腐运动想要继续取得进步的话,扩大法治与扩大媒体在曝光臭名昭著腐败案中的负责任作用将十分重要。
温宪:作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中国领导人倡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你对这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与邓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一致的。我认为,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而言,重要的是避免使用武力解决不确定的领土争端、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允许持有不同观点的外国人访问中国,要理解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研究中国,中国也应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