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眞”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第2篇：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
<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眞”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
<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道德意义。
<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